磴口县，巴彦淖尔市下辖县，位于巴彦淖尔市西南部。东连杭锦后旗，北与乌拉特后旗接壤，西靠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南隔黄河与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相望，面积.6平方公里。这里地貌复杂，大体可分为山地、沙漠、平原、河流四种类型。作为曾经的朔方郡治，磴口有着自己厚重的文化历史。朔方，北方之意。鲁迅先生说，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这给磴口的不是寒冷，而是如沙似雪的浪漫。
“磴口”名称源于旧磴口（今阿拉善盟阿左旗巴音木仁苏木驻地）。“磴”，石之阶。黄河流至磴口处为南北向，磴口在黄河西岸，由于该岸河槽基层坚硬，河水不易冲淘，而上层覆盖着松散的沙壤土，易冲淘，这样水涨水落，久而久之便留下一级级台阶。磴口又是黄河东西交通之重要渡口，故而得名。
今日河套秦统一中国后，磴口县属新秦地。汉武帝时设朔方郡，下设十个县，其中窳浑、临戎、三封三个县的古城遗址都在磴口境内。这三个县的古城遗址，它们将所有的经历化作心底浑厚的力量，以骄傲的姿态盛放，任凭时光战胜自己，或者，自己战胜时光。它们看起来既温暖又清冷，我知道写在它们身上的那些字是一个无休止的过程，我说，不要观望，要看得深一些，因为，它们的内心长着一朵比历史和风景还美丽的花。
朔方郡是汉代的北方边郡之一，辖地位于黄河河套的西北部，当时黄河流经临戎县城北，分为南北两支，朔方郡辖地正位于分出南北河道及河道东折部位。朔方郡治三封县城址，亦称陶升井古城，在今蹬口县哈腾套海苏木的陶升井，城址东北4公里为保尔陶勒益农场总部所在地，城址南面有一座藏传佛教的废墟，庙名麻弥图，因此又称为麻弥图庙古城。
这座古城的城垣，已基本上被风沙湮没，在东西长约米、南北宽约米的范围内，地表上散布有许多没有被狂风刮走的砖、瓦和陶片，仔细观察后可分辨出这是一座内外两重城相套的城垣。外城呈不规则的长方形，现今只能找到北面和西面残墙痕迹，各长约米。内城也就是子城，位于外城的西北隅，长宽各约米，南面有开设城门的豁口。
汉武大帝临戎县城址即今蹬口县布隆淖乡河拐子古城，黄河主流原是流经临戎县城西，现今改道流经古城东北方。临戎县城以西的广阔地带，原是一片可灌溉种植的沃土，黄河洪水溢出，积成一个大湖，名叫屠申泽，又名窳泽，大湖西面设置有窳浑县。上世纪六十年代，侯仁之等中国著名的学者考察了临戎等地，并发表了在巴彦淖尔历史文化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侯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记述了临戎城：
古城位于布隆淖村的西南，东边紧靠一个名为河拐子的小村庄。全城作长方形，北端方向为2°。城垣黄土筑成，南北两垣均长约米，东垣长约.5米，西垣长约米，城垣宽约10米。古城的北部，地面上还保留着高约0.5~2米的残垣；南北部则除少量段落外，已被流沙所湮。城内未被流沙湮盖的地面上，散布着汉代的绳纹砖、瓦，还有很多罐、壶、瓮、甑等灰色陶片，上面往往带绳纹和波浪、方格、斜方格等纹饰，汉代的特征是很明显的。
在古城的中心地区，有一处东西狭长的地带，地面稍稍隆起，上面堆积的砖瓦特多，可能是一处重要建筑物遗址。城中央稍偏西北方有一处制铁遗址很值得注意。那里，在一块东西约50余米、南北约20余米的地段上，布满了铁器残片、炼渣以及炭烬，偶然还可见到铜器残块。铁器残块中，以铁甲片为多，调查时匆匆一过，所见即达数十片。古城之中，汉代以后的遗物很少，仅仅拣到几片带长方条状压印花纹带的灰陶罐片、周身带轮痕的灰陶长腹罐片、红褐陶的外卷圆唇的盆片。它们大概都是辽至西夏前后的遗物。
从古城内的遗存情况看来，古城系汉代遗迹无疑；它在汉代以后，大概长期荒废，只是到了辽至西夏前后，又有少量的居民，曾经在此附近居住过一定时期。（《考古》年第2期，侯仁之、俞伟超撰《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
《巴彦淖尔盟志》也对临戎古城做了记述：临戎古城遗址位于磴口县布隆淖乡河拐子村西。建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年）……城内出土文物有：绳纹砖、瓦、罐、壶、瓮、盆等灰陶片，上面都带有绳纹、波浪、方格、斜方格等纹饰，此为汉代陶器的明显特征。城中央偏西北方，有一座铁制作坊遗址，距遗址近千米的地段上布满铁器残片，还有极少灰陶片和红陶片，类似辽至西夏遗物。古城垣外的东南部，也有制铁作坊遗址，出土文物有箭头、戟、刀等残存物。从地形看，临戎择河而筑，在黄河拐弯的地方。内蒙古考古人员还曾在这里发现大型汉墓群，经过抢救性发掘，目前已发掘墓葬40座，出土随葬品余件。
据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盖之庸介绍，这一墓葬群位于汉代朔方郡临戎故城的附近。这批墓葬多为夫妻合葬墓，有大砖券墓、小砖券墓和土坑竖穴墓，均有木制棺椁，布局呈现出明显的家族特征。此外，在墓葬区内还发现了一座砖窑遗址，它由火膛、窑身及烟道组成。盖之庸认为，此砖窑极可能是当时专为建砖室墓提供材料的。
窳浑古城，蒙语为保尔浩特，汉语也称土城子，位于磴口县沙金套海苏木西南约三公里处，建于汉武帝元朔二年（前年）。该城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东西最长米，南北最长米，北与西北被沙漠覆盖，墙宽9~13米，南墙中部有一缺口宽约20米，约为城门。该城东墙北墙残高1~2.5米。城中部略偏东处有一面积为00平方米的台，探得文化层有1~3米深。文化层下层为汉代文物，较厚，出土大量灰陶器和汉代建筑材料；中层为唐代文物，出土文物有白瓷器物残片数种；上层为明、清文化层，较厚，有大量钧窑瓷残片，如青花瓷残片。在断垣残壁的表面也可捡到铁链、三梭铜合金箭镞等。
汉景帝朔方郡曾是汉朝在朔方的繁荣垦区，当时窳浑、临戎、三封三县人口已达7万余人。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磴口县的这三座古城中都筑有子城，这正是西汉初年在北边设郡县时出现的一种新的城市形制。而这缘于汉景帝时，御史大夫晁错提出的守边备塞策略的影响。
公元前年，晁错向汉景帝提出守边备塞的策略，认为过去朝廷每年派兵卒轮流守卫边境，但这些兵卒不熟悉敌情，不如选派携带家眷前往垦殖的人员，修筑起高大的城墙和深广的壕堑，在城外和城墙上布置防御工事，再在城内兴筑一座子城，城内长宽各约步；在重要战略地方和交通要道上建筑的城郭，城内的居民不要少于一千户。
这项建议后来在汉武帝时得到了充分的应用。现今内蒙古境内所见的汉代城址中，有不少都筑有子城，其规模不一定都像晁错所建议的那么大，应是根据实际情况而设计兴筑的。
晁错晁错当年的话用我们现代汉语说就是：皇上担忧边境是天下人的幸事，派遣将领、官吏和兵士用来治理边塞，这是很大的惠民政策。然而命令远方之兵士守边塞，一年一换，难以了解熟悉胡人的特长，不如选择常年居住的人，安家室置田产，用来防备。这样就方便修筑高城深堑，储备大石头，挖沟渠作为通讯应答之用，加强一个城市，城和城的距离里。在要害的地方，河流交界处，设立城邑，不少于一千家，把他们训练成虎狼的群居。
先搞房地产，后置备耕田的器具，招募罪犯和免除刑罚的人来住；如果不够，就招募家丁、奴婢、赎罪的人和输送奴婢想要拜爵的人；如果还不够，就招募想要去的人。都赏赐高官，安置他的家，给予冬天和夏天的衣服和充足的粮食，直到能自给自足为止。郡县的老百姓花钱买爵的，直到升到官卿的地位。丈夫或妻子死去的，政府给出钱给他们成家。如果没有人情味，就不能长久地安居。处于边塞的百姓，如果没有丰厚的利益，就不能让他们长久地生活在危险的地方。胡人来入侵，如果能抵挡的给他一半奖励，并且政府再嘉奖。
这样一来，就会各县相互救助，面对强胡而不怕死。这并不是道德高尚，而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亲戚和财产啊。这和东方的兵士不熟悉地势对胡人产生畏惧的心理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现在是皇上的时代，迁徙百姓充实边疆，使边疆不再有战事，边疆的百姓像父子一样相互保护，而不再有被入侵的忧患，这是利于后世的大功啊，这是皇上的圣明，不是秦朝那些导致百姓心生怨恨的弊政所能比的。
三封城为郡治所在地，建筑子城作郡守的官府，也是政治军事上的需要。但有意思的是，在这种城市形制下，我们看到汉军不但像晁错当年说的那样在这里搞“房地产”建设，还用山泉浇地。
由守卫边境的士卒屯田和内地移民实边，既是保证新置郡县有重兵驻守，以备随时应战，又是避免远途运输，就地解决军需口粮。当年，朔方郡内的黄河冲积地带，是可灌溉垦殖的沃土，正是应了晁错的这番话，朔方郡一带才出现了有史以来大规模的农业垦殖。
当然开垦农业种植，没有水利是不行的。为了保证农业的好收成，还必须有人工的灌溉措施，公元前年（元狩二年），汉朝在朔方郡开凿灌溉渠道，用工数万人，历时两三年。只是现在由于流沙的侵袭，黄河河道的多次改变，原有灌溉渠道遗迹现已很难查找到了。
如今，巴彦淖尔一带群众仍有利用山泉浇灌农田的，可以想像汉代当年也曾利用了这些山泉。因为，汉代阴山上草木茂密，水土保持较好，估计当时山泉的流量应比现在大得多，引用山泉灌溉较大面积的农田也是可能的。
新莽以后，朔方郡开始进入衰退期。东汉时期，朔方郡治搬迁到了临戎县，撤消了窳浑等县，境内农业人口大减。公元年（永和五年），南匈奴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等逃叛，杀死了朔方长史。随后，南匈奴又引乌梅、羌胡南下，于是朔方郡治又被迫从临戎迁到了五原郡。从此，朔方郡及所属县城全部沦为废墟。
朔方郡从设置到废弃，共经历了约二百六十余年。诗人陶子说：“不要指望握住流水，一切都很快过去，财富、时间、权势等很多东西都具有流水的特质。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活着的时候做过的事情，以及事情具有的意义和承载的精神。”朔方郡就这样拥有了它具有的意义和承载的精神——三座古城作为一种画面的表达，就像时光调制了一杯杯的美酒，把它泼洒在纸张上心坎上，在梦境里徘徊着历史剧。大地微凉，而我常常失眠于古城的箭头或者陶片，并在昏暗中举起满杯的酒，在肉体的火焰中逐放，并让人在夜色的伤感里咏成一首前朝的诗。（文/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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