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大厨炊事班的故事
作者：郭孟伟
我是年6月初调到四团机运连，与新调来的几个知青一起，都先安排在炊事班工作。我们炊事班里有两个民航的同志，一个是我们的大厨，专司炒菜的陈文伟先生，一位是担任采购的骆温师傅，当时叫上士。
炊事班操作间。民航陈文伟和我都曾在此工作。年重返四团时拍摄
说是大厨，实乃夸张。我们的食堂只能做一些白菜、胡萝卜一类的菜，早餐能有点咸菜就不错了，每人每月只有3两油的供应标准，炒菜时能放的油很少，肉、蛋更是很难见到，一般都是用铁锹炒菜。
陈文伟先生曾经是蒋介石专机的报务员，也是参加两航起义、驾机北归的功臣。因为他不是工人，是技术干部，我觉得用先生称呼他比较合适。陈文伟先生的英语很好，可惜到了沙漠荒原，英雄无用武之地。在内蒙古兵团也确实也找不到适合陈文伟先生的工作岗位，只好让他屈尊到刚组建的四团机运连炊事班做一名炊事员。从习惯于在天上飞来飞去到每天用铁锹炒白菜、萝卜，这跨越和反差确实有点大。
陈文伟先生是广东人，个子不高，因有飞行员（报务）的经历，去过的国家和地方很多，见多识广。他盖的被子所用的面料，据他跟我说是中国民航首航朝鲜平壤时金日成送给机组的礼物。陈文伟先生的工资可能是我们全团最高的，好像是多元，比我们四团老资格的现役军人团长的工资还高。有一次我问过他，他伸出两个手指，说他有2万元存款。陈文伟先生花钱肯定比我们是潇洒多了，我们知青每月只有5元钱的津贴，在我们眼里，他就是大财主了。
陈文伟先生在炊事班年龄最大。炊事班买什么菜，做什么饭都是陈文伟先生说了算。好像也没有正式任命陈文伟先生当班长，只能算是临时负责人，大家都说他是工资级别最高的炊事员。
陈文伟先生过去在民航一直是吃飞行员灶的，广东人又一向有“吃货”的美誉。陈文伟先生曾经在世界和国内各地飞来飞去，是见过世面，吃过各种大餐的人。只要条件允许，陈文伟先生对任何改善伙食的可能都要尝试一下，而且不怕辛苦，不厌其烦，对吃的追求坚定而执着。无奈在这大漠荒原里，很多改善伙食的想法都只能是泡影。
机运连的王亮连长对连队食堂的伙食很重视，要求在有限的条件下尽量设法让大家吃得好一点儿，从开垦菜地到购买冬贮白菜等他都亲自过问。在炊事班还只有一间小屋时，就在门口弄个猪圈养了一口猪。有一次看到有农民拿着6只半大的小母鸡在卖，要一元钱一只。王亮连长也不问是否投机倒把，当即让炊事班买下，并让我砌了一个鸡窝，养鸡生蛋。司机们起早贪黑，每天一出车往返就是一二百公里，还经常因路况不好而说不定陷在哪里等待救援，工作非常辛苦。民航的同志们口味也高，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油，肉、蛋等都是统购统销，唱高调儿填不饱肚子，想改善伙食只能靠自力更生。
1．荷包蛋
现在我们在家里吃一个荷包蛋是很平常的事，大多数中国人基本上都能吃得起，甚至怕吃多了体重增加，但在上世纪60年代末，吃一个荷包蛋还是一件奢侈的事。因为鸡蛋和油都不是随便可以买到的。
对于长年吃飞行员灶、收入比较高的陈文伟先生来说，在民航工作时，吃个荷包蛋应该不算什么事。
记得有一次机运连的司机从太阳庙供销社搞到一些鸡蛋，其实是供销社给国家收购的鸡蛋。那时，鸡屁股是农民的银行，农民要用鸡蛋来换取日用品，只有供销社才有权收购，然后上交国家。私自收购、交易都是投机倒把行为。机运连的司机们每天去的大多是临河、巴颜高勒市（现在是磴口县，当时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师部所在地）等地。太阳庙供销社的工作人员经常求司机们捎个脚、带个货啥的，司机们有时借机套购几斤鸡蛋，甚至能搞到少量的胡麻油，在当时，这肯定是违反国家购销政策的行为。
看到有鸡蛋，陈文伟先生便动了心思，想做荷包蛋。
7月正是盛夏，厨房里还有炉灶，非常热。站在平时用铁锹炒菜的大铁锅前，就是什么都不干也得出一身汗。后面烧火的还得配合，火要适中，大了小了都不行。陈文伟先生在脖子上搭一条毛巾，不停地用毛巾擦汗，一个一个、不厌其烦地摊出几十个荷包蛋。
荷包蛋是好吃，但只做了一两回就做不下去了。一是鸡蛋和油都不那么好搞，物质基础不可持续。二是鸡蛋和油都是用钱买来的，一个荷包蛋成本核算后要卖一角多钱。对于当时的大多数人来说，尝一两回解解馋可以，但想经常享用，自己的钱包也不可持续。司机们一个月40多块钱工资，没媳妇的想存钱娶媳妇，有媳妇的也要养家。我们知青每天的伙食标准最初是每天0.45元，后来增加了一些地区补助，调高到每天5角多钱，吃一两个荷包蛋，那就得少吃一顿正餐了。
最终，做荷包蛋的尝试只能宣告终结，枉费了陈文伟先生一片苦心。但我至今都感谢陈文伟先生，在那物质匮乏、极其艰苦的日子里，竟然让我们吃上了终生都难忘的荷包蛋。
2．粘黄米棕子
年的端午节，我查了一下万年历，准确的时间是年6月19号，五月初五。王亮连长提出要让大家吃上棕子，并提出没有糯米，可以搞些内蒙古当地做糕的粘黄米替代。这建议正中陈文伟先生下怀。虽然要什么没有什么，但对改善伙食的一切可能，他都不会放过。
四团地界有十几处水面，内蒙古当地人叫“海子”。正好民航陆友纪师傅在呼盟插队的孩子陆伟忠、陆伟津兄妹二人正在等待办理转入我们四团的手续，没什么事，我就把他们两个拉上，一起去附近的一连海子采摘芦苇叶。陆伟津在海子边上给我们看衣服，我和陆伟忠下水。海子里有大片的芦苇，想摘多少有多少，但海子里的蚊子也甚是厉害，密密麻麻的巨型蚊子向我们俩发起攻击，为了让同志们吃上一顿粽子，我们俩人脑袋和身上被蚊子叮了很多的大包。
搞好后勤工作，关键在用心，也并不意味着要花多少钱。没有糯米，就搞点儿内蒙当地的粘黄米；没有红栆，就不放；包棕子的芦苇叶和捆棕子的马莲草可以自己去采摘；巴盟出甜菜，糖不限购，0.65元就可以买0.5公斤。粘黄米棕子，撒点白糖，也算给全连的人过了个端午节。
3．粘了沙子的羊下水
年夏天，有一次阴山上突发洪水，蒙古族牧民的近百只羊被瞬时冲下的洪水淹死。牧民只好将羊就地处理，夏天的羊皮质量不好，羊皮才卖两块钱一张。那时蒙古族人还不吃下水（到后来也吃了），不吃呛死的动物，有很多羊下水就扔掉了。王亮连长听说后，立刻让司机开着汽车拉着我们到十几公里外的阴山脚下，捡回了一些牧民扔掉的羊下水，只是上面已粘了不少的沙子，怎么洗也洗不干净。没办法，陈文伟先生将就着把这些还有少量沙子的羊肚、羊肝用油炒了一下，只收油盐钱，5分钱一个菜卖给职工，让大家打了一回牙祭。大家还挺高兴，虽然有点牙碜，但终于吃到肉了。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我们的民航大厨陈文伟先生尽力想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点不平凡的成绩，但条件所限，大厨也“难为无米之炊”。无论如何，对陈文伟先生改善伙食“艰难探索”的热情和执着我永远只有敬佩。
4．炊事员也必须用饭票买饭
因为机运连知青少，食堂实行的是饭票制，就是将伙食费按标准发给个人，自己用钱和粮票换成饭票再买饭。陈文伟先生把得很严，在食堂工作的每一个人，包括他自己，工作量再大，饭量再大，也得用自己的饭票、粮票跟其他职工一样买饭吃。
那时我们炊事班有四个知青炊事员，每天早上5点就得起来做早饭，吃完早饭后接着就要做中午饭，午饭后可以休息一会儿，到两三点左右还得做晚饭。到晚上六七点钟吃完晚饭才算忙活完这一天，除了生病，没有一天能休息。
做主食的是北京知青李健，1.84米的大个子，不管是做窝头，还是做馒头，和白面或是玉米面都是在一个直径约有50到60厘米的大缸里，一次就是多半缸甚至是满缸的面，还得揉出来，做成馒头或窝头，付出的体力可想而知。那时机运连的职工有四五十人，还有几十个盖车库，搞基建的民工也在我们食堂用餐，他们的饭量一个人要顶我们两个。我们炊事班就五六个人，操作间是一间只有12平米左右的小屋，除去灶台和揉面的大案板，人能活动的空间很小，负担这么多人的伙食很是吃力。
李健的饭量是最大的，我们知青虽然每月有22.5公斤的定量，但粮票还是不够。好在当时北京人家里粮票已不算紧张，尤其是人口多的人家。李健的家里会给他寄一些粮票，我们也会向家里要一些粮票，我也把自己的粮票支援过李健。
那时，我对陈文伟先生坚持炊事员自己买饭吃还有点儿不理解，因为一般来说，炊事员都是随便吃。
现在看来，什么是一身正气，这就是一身正气。
5．山泉和菌痢
在炊事班时，还发生了一件事。
那时，中蒙边境是随时可能打仗的前线，在巴盟也设有前指。有一次，在边防搞测绘的部队汽车坏了，到我们四团求援。战备是大事，耽误不得。王亮连长决定除了帮助他们修理汽车，还让机运连的汽车先送他们到边防。四团机运连驻地在公路边上的标志桩上写的是是43公里，就是距杭锦后旗43公里，部队的同志们要到达的目的地是公里，这也是我们的汽车能够到达的离中蒙边境最近的地方，再向前走就需要专门的边防通行证了。
王亮连长特意叫我们多去一些人，以便返回时从阴山里打些木柴带回来，连队里做饭、冬季取暖都需要木柴。民航魏海林师傅等人还有我都去了。
去的时候大家兴致挺高，送到了目的地，部队的同志很热情，在野外营地还请我们吃了一顿饭，就是馒头和榨菜海带汤。回来时到阴山山谷里打柴，大家都渴了。
看到山上有很清澈的流水，大家以为是山泉，就都喝了，一边喝一边还说好喝。那时我们连队的井水是有一些咸味的。但到后来才知道，阴山上的石羊，还有别的野生动物也都喝那个水。最后的结果是木柴打来了，但人却全趴下了，一下子出了10几个细菌性痢疾。
一开始，看到魏海林师傅他们一个一个都病倒了，连走路都要别人搀扶痛苦的样儿，我还庆幸自己没事。但没过一两天，我也突然高烧将近40度，一天便脓血一二十次。那时宿舍门口就是沙丘，夜间方便就在门口附近，用脚划出一个坑来，拉完用脚一拨拉就埋上了。白天就不能在门口解决了，而且高烧的人也没有力气走路，上厕所都是别人背着我去。后来大夫说，凡是喝了那泉水的，全部都得了细菌性痢疾，无一幸免。
我发病晚一些，是因为身体好，潜伏期长一些。当时机运连没有卫生员，四团卫生队部专门派了一个年轻的张守仁医生，对付这我们这10几个细菌性痢疾病人。
病好之后，我们都牢记教训，再也不敢乱喝什么山泉了。
艰苦创业修理班的故事
大约在年底年初的时候，我从四团机运连炊事班调到了修理班。
初建阶段，四团机运连修理班一共有15个人。除了6个知青，还有7个来自民航的师傅。稍后一点时间，又来了一位孔宪乐师傅。孔宪乐师傅的情况更是悲摧而曲折。这位年参加革命的前辈，曾是海军航空兵（浙江黄岩）潞桥机场的机运助理员。
孔宪乐师傅的大儿子是从浙江黄岩上山下乡到四团一连的知青。大儿子上山下乡后，孔宪乐师傅又因家庭出身问题，被所在单位复员处理。孔宪乐师傅不愿回山东老家，出身不好，回老家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无奈之下，孔宪乐师傅索性带着全家5口人到大儿子支边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定居，求个合家团圆。孔宪乐师傅被安排在机运连，担任我们的修理班长。后来他还担任过机运连的副连长。
年我与孔宪乐师傅（右）合影
知青大返城后，孔宪乐师傅的大儿子按政策病退回到浙江黄岩，并在黄岩定居至今，因为大儿子娶的媳妇也是四团的黄岩知青。本来是想一家人在一起，但最后还是分开两地。孔宪乐师傅及一家人永远留在了内蒙。不过最后孔宪乐师傅还是按国家政策在内蒙享受处级离休待遇，多年前孔宪乐师傅已经仙逝。
修理班的人都住在一排墙体大部分用土坯砌成的平房里，一间房有半间是炕，每个房间可以住四个人。我先是与民航卢金旋师傅等人住在一个房间，后来还与民航陆友纪师傅、孔宪乐师傅同住过一个房间。孔宪乐师傅刚来时是一个人来的，后来有家属房时才把家属接来，所以一开始与我们一起住集体宿舍。
那时的四团机运连修理班人才济济。
修理班长孔宪乐师傅技术级别是6级。民航的师傅们更是一个比一个厉害。陆友纪师傅是电气技师，卢金旋师傅是板金技师，夏德明师傅是8级电焊工。负责拖拉机修理的是魏海林师傅，负责汽车修理的是陈耀礼师傅，还有两个钳工是张荣富师傅和金炳德师傅。这些师傅都曾是民航首都机场机务大队的骨干人才或资深的机械师。
参加两航起义的功臣，电气技师陆友纪在维修车床
陆友纪（右）和原四团机运连副连长孔宪乐（左）
两航起义功臣、板金技师卢金旋（左1）
当时工人的最高的技术级别是八级，而技师的技术级别比八级工还高一级，我们都戏称他们是九级工。在文革前和文革时期，中国一个大型企业都很难有一个技师。从绝对数量上看，当时全国技师的数量肯定大大少于教授的数量。但是，在我们四团机运连10几个人的一个修理班，却有两个技师和一个八级工，一个六级工。就是放到现在，在全中国最好、最强的企业，恐怕也很难找出一个有这样强悍人力资源配置的牛X基层班组，这种事只有在文革这个特殊的年代才会发生。
有这样的人才配置，我们的修理班怎能不火。
机运连的老领导四团后勤曹荣之助理员（左1），民航伍顺之副连长（中）、孔宪乐副连长（右1）
年，与民航师傅们重聚时合影。左一陆友纪、左四卢金旋、左五鲍志明，左六伍顺之副连长，左七陈耀礼。陆友纪和卢金旋已过世，深切怀念两位师傅
原四团政治处干事、民航干部陈文懋（中）、原四团机运连副连长、民航干部伍顺之（左1）与原在四团四连工作过的民航干部韩玉山（右1）合影。年拍摄
年作者重返农场留影
作者：郭孟伟，68届初中生，年从北京31中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做过农工、汽车修理工、拖拉机驾驶员。年病退回京做工，年秋考上大学。毕业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工作。现已退休。
来源：兵团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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