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兵团经历似水流年入梦来用三

#知青#

9连2排战友合影（前左1为作者）

似水流年入梦来

——在兵团我们都经历了什么

舒顺林

一、丈夫未可轻少年

年初，7连整党运动后，我们被分流到了9连。那是一个冰冻三尺的季节，在一个无风无云的日子，排长周希华从9连赶着一辆马车来装运我们的行李，我们则空手从7连步行去9连。好在两家离得不远，从7连河头地穿过乌加河冻得结结实实的冰面，往东走大约半小时路程就到了。虽然是被7连抛弃的，但闲庭信步、蹓跶带玩地去9连就象是串门一样，倒挺放飞心情的。站在乌加河的河堤上，再次深情地回望7连，便头也不回地向9连走去，既匆忙又无奈。

9连在7连的东边、2连的北边（本属2连的边远地带）。拥有亩耕地面积，24条农渠将土地分成24块(俗称“24农”)，另有西边斗渠外一块约六、七十亩的耕地，俗称“西斗渠”。全部耕地被圈在一条环形的排水沟内，被人形象地称作“套中套”。9连是个后建连，年秋季才成立。她的人员构成是2连分拨的3个排和7连换防过去的一个排，加上后来陆续调入的一些知青等。

我们从西斗渠穿过来到9连时，只见营区新房矗立，挺有生气。我们自然地被安排进一遛新房里，据说4个大田排（两个男排，两个女排）住的4排新房还有大礼堂都是连队干部、战士在河北大工的带领下自力更生刚盖起来的。自己脱坯，自己砌墙，自己抹房顶。我们住进新房时，屋里的墙还没完全干透，房顶虽抹了一层泥，却还没来得及铺瓦。房上的瓦是我们住进去以后自己上的。

那盖瓦的情形至今还记得：上瓦时，第一道工序就是把瓦运到房顶上，瓦是红色的，大概20公分宽、30公分长、5公分厚。一片大瓦约有3、4斤重。一般情况是两人搭伙紧密配合，一人在房下，一人在房上，房下的人拿一片瓦往上扔，房上的人眼疾手快接住飞上来的瓦，房下的人要看得准，扔得稳，用劲儿不能太猛，猛了，扔得过高，房上的人不好接，用劲小了扔低了，房上的人又接不着。所以房下的人体力要好，技术要高。那会儿往往是我和解滨（天津知青）打配合，一人在下，一人在上。备好了瓦就开始上泥，铺瓦之前要先抹一层泥。上泥头天就开始准备，先备好土和花桔草，将土和草拌好拌匀，然后在土堆中间刨开一个坑，坑里兑满水，象个小水塘，这叫洇泥。

第二天一早把昨天闷好的泥再翻倒一遍，堆成一堆儿备用（这种泥好用）。上泥时也是一人在房下，一人在房上。在下面的人用三齿铁叉往上扔泥，上面的人将扔上的泥一锹一锹地端到大工那儿去铺瓦。这个环节中下面扔泥的人要求比较高，他所用的铁叉把儿比较长，大概有2米多，在木把的前端安有一个铁三齿叉，铁叉如张开的手掌般大小。他双手握着长铁叉，铲起一叉泥往房上扔，扔三叉左右凑成一大锹的泥。上面的人铲起一大锹泥就往大工那边运。几个回合下来，我们就已熟能生巧，往往面对泥堆，背靠墙，眼睛根本不用看房顶，叉起泥就能准确无误地将它扔在房顶上自成一堆儿，能把活干到这种娴熟的程度，有时候连自己都不敢相信，挺自恋、挺得意的。

那年秋季，为了确保粮食安全，防止牲畜跑到场院里去祸害，连里让我们把场院用土墙圈起来。当时我们班就接受了这一任务。像这样的干打垒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但也算是一种经历。

这种干打垒是用土夯筑墙，又叫版筑墙。据说起源于商代，北方农村多采用此法筑墙。它是用两块侧版和一块端版组成模具，另一端加活动卡具。侧版长2米多，宽30多公分。将模板放在整理好的墙基地上，开始往里面装土再用夯打。每次装虚土厚毫米左右，夯实至毫米左右。一般都是用木夯（也有用石夯的），两人举夯，直起直落，夯锤均匀，不得有漏。每1版墙分3次夯实，然后拆开模具，再筑第2版，通常筑3版高（1米）就可以了，因为太高会不结实。用这种方法筑成的是一道整墙，由若干版叠加而成。为了使墙更坚固，倒是需要对衔接处做些处理：一是在衔接处要同时装土夯打，将接缝尽可能放到墙中间；二是最好将衔接处打成毛面；三是在衔接处铺放些树条等。

干打垒筑墙的头天，我们是在原场劳改就业人员指导下干的，第二天我们就不用人指导，可以自己干了。关键是把好两头，这时候或是我和解滨，或是我和张连仁各把一头往下进展。大概用了10来天时间，就把场院的围墙筑起来了。

在经历了铺瓦、筑墙等初期的基建劳作之后，我们泥瓦活的技术似乎有了大涨，象瓦刀、抹子、大铲、托泥板等工具我们都会得心应手地摆弄，“咔嚓”一瓦刀砍下去，手起刀落，别说青砖就是红砖也能按想要的尺寸整齐地被一劈两半。一般小的泥瓦活早已是驾轻就熟，不在话下。象砌个“爬地虎”（地炉子）什么的，那只能算牛刀小试。这不，那年我们就把我们2排5班的地炉砌出了水平，砌成了样板，让连长组织别的班排前来观摩。

之后，让我们去帮助女排各班砌地炉子，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象刘启健、马长庆、王长圈等都被派去为女生砌过炉子，以致他们与女生打得火热，并获得好感。我们砌的土炉子不仅好烧，而且好看。好烧到什么程度，可以显摆的是，那天，我的棉鞋湿了，等大家都睡下了，炉内的火也封住了，我便把那双湿棉鞋放在炉台上烘烤，结果后半夜炉子着起来了，棉鞋被炉火烤着了，我们几个愣是被烟火呛醒了，醒了的我睁眼一看，炉子上的棉鞋虽已被烧成灰烬，却完好无损、周身通红地傲立在炉台上！真让人开眼。要说我们砌的炉子怎么好看，不仅是方方正正，棱角分明，有模有样，更主要的是我们施用了一点小窍门，让炉子表面平滑如镜。那就是我们在抹炉面的泥里掺进了一些干牛粪，这是我们从当地大工那里学来的。用捣成碎末的干牛粪和泥抹在炉面上甚是平滑光亮，远比一般草泥抹出的效果要好看得多。

没想到从学校刚出来什么也不会的年轻学生娃，到兵团后经过各方面的磨炼，竟很快学会了做各种活计。

二、河套“小麦覆陇黄”

如果说，泥瓦活只是雕虫小技的话，那么“河套三大累”则是绕不过的沉重话题。人称河套农活有三大累，一是割麦子，二是脱坯，三是挖渠。这3项累活是知青的必修课和必闯的劳动关。

当年河套地区的主要农作物是小麦，一般小麦的收割季节是在7月下旬到8月上旬，8月又往往是河套的雨季。所以7、8月是龙口夺粮的大忙季节。象打仗一样争分夺秒，起早贪黑赶进度。要说割麦子在9连印象最深的是71年的夏收。

记得麦收战役的头天，全连干部战士先在大礼堂召开誓师会，会上大伙儿群情激昂，热情高涨，纷纷表决心：“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碧血染钢镰，齐心战麦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豪言壮语响彻礼堂。开镰当天，人们凌晨4点钟就被起床号叫醒，等大家迷迷糊糊地穿上衣服拿上镰刀、背上水壶跑步到操场集合时，不想几位连首长早已站在了队前。等队伍到齐了，主管生产的王文山副连长在队前再次作现场鼓动，鼓动会特别简短，总共不过3分钟，不讲重要性、必要性，王副连长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是我们麦收战役的第一天！接着就布置今天的任务——去几号地割麦，注意几点问题。

由于辛苦与劳累，王文山的嗓子发了炎，声音沙哑，哑嗓子反而令人们听得专注，嘶哑的声音打动着每一个人的心，整个操场黑压压的一片人群，都在倾听他讲话。简短的动员后，这时只听王副连长提高了嗓门，大声吼道：“现在——出发！”尤其是“出发”两字急促高昂，把沙哑的嗓音放大到极致！它象黎明中的一声闷雷，给人以惊醒、震撼！随着一声“出发”的发令，人们转身迈步往前走，没有说话声，只有“齐刷刷”的脚步声。在黎明的夜色中行进的人们，那一刻好象什么都没想，整个心胸被一种赴战场去冲锋的士气所占据！此时此刻的全体将士真有“击鼓之时，则忘其身”的感觉。王副连长本人恐怕也没想到，他那天短短的几句话会产生了那样的效果！

情绪高昂的战友们，到了麦地，二话没说就手舞银镰，杀向麦田。因为事先都分好了小组（3人一组），3人小组在地头一字排开，3人分工明确：中间1人，割麦3垅，负责打腰放腰，走在小组最前面；左边1人割麦4垅，把割好的麦子一把一把地放在麦腰上；右边的1人，割麦3垅，最后负责把麦子捆成一捆，然后把麦捆平放在麦田里，继续往前割。麦浪一望无边，各小组只顾埋头弯腰割麦，只听得“嚓嚓嚓”的割麦声。

从那天起，我们的早饭和午饭便改在麦地里吃，只有晚饭是天黑以后回到连队吃。吃完晚饭，本该早点休息，可还得为明天干活做准备——找块油石来磨镰刀，磨完镰刀班长才让睡觉。腰酸背疼累得散了架的身子倒下就着，不一会儿鼾声四起，人们便进入了梦乡。

麦收最能牵动人，故事也多，因此毎年麦收期间，团里都要出一份油印的《麦收战报》渲染气氛，报导战况。各连纷纷投稿，抒情写实。《麦收战报》每天都要公布各连的进度以及好人好事等，无形中成了指挥麦收战场的号角。印象中一份油印小报在一个战役中发挥了鼓舞士气的大作用，绝无仅有。

麦子割倒捆好先放在地里，过后才运到场面里。从地里搬出麦捆往场院运时，当年没有汽车，靠几辆有数的马车装运也有限，所以主要是人背肩扛。从地里运到场院还真有好长一段路，即便出了农渠都是走大路，那也够辛苦的。那几天，从9连旧马号通往场院的路上都是运麦子的人，全连二三百人一齐出动，不说浩浩荡荡，却是络绎不绝，首尾相连，蔚为壮观。而且在众目睽睽下干活，尤其是青年男女混在一起干，谁也不好意思偷懒，谁也不愿被人看不起，都会使足全身力气去背，尽量多背（连领导的这一招法也真够高明的）。男女一字排开、首尾相连的队伍说它象天空飞翔的大雁，而大雁又并不身负重物；说它象身负重物的蜗牛，而蜗牛又未免过于渺小。其实他们什么都不象，就是一群真实可爱的兵团战士，就是一帮你追我赶的男女知青。他们身后只见麦捆不见人，身前只见人头不见脸；麦捆压弯了他们的后背，他们只顾负重前行、低头走路——背麦子的场景至今还不时在脑海中翻滚。

因为怕赶上雨季，所以收割的麦子当时只能先堆垛起来，一是将其晾干，二是等闲下来时再脱粒。这码麦垛的任务又交给了我们二排。

象干打垒一样，开始码麦垛时是由懂行的劳改就业人员带着我们干的。记得带我们的是一个大高个子就业人员，他是南方人，好象广东那边的。姓什么不知道，听说当初他是因为偷了十几块钱而被判刑到内蒙边陲来劳动改造的。他话不多，只顾干活，我们跟他学，也主要是看他怎么干，有什么问题再问他。基本上是我们问一句他答一句，绝不多说一个字。

开始时在几个关键的地方他给把把关，一是麦垛码多大，二是4个垛角怎么处理，三是怎么封顶。尤其是第三步最为关键。顶子封不好就容易漏雨，这种沤雨的麦垛当然是败笔，是码垛的大忌。麦垛有方垛与圆垛之分，我们码的是方垛。方垛一般为长方形，大概宽4、5米，长10多米，相当于一排房，形状亦如两出水的人字坡的房屋。麦垛打底时，麦捆带麦穗的那头朝里，麦杆那头朝外。等到码麦垛斜坡时（类似于房子的屋顶），麦穗那头朝外，麦杆那头朝里。一般4×10米的方垛码到差不多跟屋檐高时，就开始起斜坡，码斜坡就是逐渐往里收，直到最后收成“人”字形尖顶。

码顶是个技术活儿，要做到码平、码齐又码直，两捆之间必须互相夹住、夹紧，这样既好看又不致漏雨，麦垛之所以做成人字形斜坡状，也是为了防雨。在垛底部时我们用的是大木杈，而收顶时用的则是四齿铁叉，铁叉相对于大木叉要小、轻巧，便于处理边角，有利施展技巧。在2排，我和马长庆、张连仁、夏中来等人经就业人员指点后，都能把麦垛码得线条分明、棱角有度，跟砌排房一样漂亮。要说垛麦场的感受，单就我们在麦垛上交替使用大木杈、四齿铁杈还有二股叉来看，不说出神入化，却也得心应手，就象电影《芙蓉镇》里姜文在扫大街时使用大条帚一样溜；而且每当我们在麦垛顶上码下最后一捆麦子，站在麦垛最高处欣赏自己的劳动成果时，总有一种人骑龙脊、降龙伏虎的感觉。

场院的麦垛等到农闲时才被打开进行脱粒，也就是打场。记得71年打场时为赶进度、抢时间，连队组织人马加班加点地干，人歇机不歇，24小时3班倒。脱粒辛苦、难熬不说，单说那脱粒机喷出麦粒的同时扬出的大量渣壳碎末也够呛人的，尤其是那麦芒飘到人身上，弄得满头、滿脸、滿脖子、满身的，特别扎人，“芒刺在背”奇痒难忍。

尽管女生用纱巾护着头脸那也无济于事。更难忘的是，干这么苦的活，却因那些年粮食紧张，夜班饭只能每人发3根煮熟的胡萝卜，别说想吃馒头就连窝头都没有，而且胡萝卜还限量不管饱。不仅胡萝卜当主食，就是醋心的红薯面窝头作为正餐我们也被限量吃过好长一段时间。当时连队有个青岛知青叫邓邦钰，到连队才53天，却因突发心梗不幸去世。同班战友在震惊悲伤中帮助整理遗物时，发现他的衣兜里竟还装着一个没舍得吃的红薯面窝头，好不令人心酸。就这种干了重活、累活、苦活还吃不饱的境况，连里还不时举办“忆苦思甜报告会”，让吃难以下咽的“忆苦饭”。真不知那时的领导是咋想的。

图2：战友营区合影照（左2为作者）

三、坯场“力尽不知热”

脱坯这项河套三大累之一的苦活，对于兵团战士更显繁重。因兵团新建，盖房需要大量的坯和砖。据大工们说，盖一排新房，需要砖坯大约块，相当于一个红军长征的里数。为解决用砖，团里专门建有一座砖窑，而用坯则基本上都得由各连自己解决。

制作土坯的过程叫脱坯。脱坯的活都是由男生担当，女生则不堪其任。这倒不是看不起女生，而是它确实不适合女生干。坯有大坯、小坯和素坯、草坯之分。小坯就是砖坯，和砖一般大，一般用来盖房；大坯得有八九块小坯那么大，一般用作砌炕等。素坯就是全是由泥做的，草坯则是泥里掺花桔草而做成的。一般小坯都是素坯，而大坯多为草坯，素坯好脱些，脱草坯则更费劲些。

脱坯得有坯模，坯模就是由木块钉做的长方形或正方形的木框，大小都有标准尺寸。一般小坯都是一个长方形的模子，一个模子可装3块坯。我们一般所说的脱坯是指脱小坯，小坯是相对于大坯而言，其实它也不小，一块坯泥得有7、8斤重，装3块坯的坯模端起来就有20多斤重。脱坯是有定额的，每人一天的定额是脱块。制作块坯得备2吨土。2吨土是什么概念？就是1米多高、半间屋子那么一大堆。

脱坯要头天把土用水洇上，第二天把泥再翻倒一遍，这样头天洇、转天再和的泥既软又韧还好用，用它做成的坯质量也好。有了坯模，又和好了泥，下一步就开始正式脱，具体操作是：把和好的泥用双手捧起来拽（Zhuai）进模子里，泥将模子填满后用一木质刮板刮平，或是直接用手去抹平，然后双手端着模子，快走或小跑到整理好的一块平地，把坯模迅速翻转过来扣在地上，扶住模子两边悠着劲儿把模具再拔出来，这样坯子就做成了。脱下一块坯时须将空模子在沙子堆里翻滾一遍，让模子浑身沾满沙子，这样等下次扣坯拔模时不致沾泥。还有坯模一般头天要将它泡在水里，这样第二天会好用些。

有人做过计算，一块泥坯7、8斤重，端起坯模20多斤，脱块坯得来回在坯场走趟，一趟按米计算，一天得走3、4里地。每天备土2吨、走4里地、来回小跑趟，且不说备土还需取土、运土、堆土，和泥还需担水或用水车拉水，等坯子晾晒干了还要收坯、码坯等，一整套工序下来，其劳动强度，其苦与累可以想见。所以每逢夏天，脱坯的男生都是光着上身，只穿条短裤，甩开膀子在那儿干。你想不甩都不行，有定额在那儿押着呢！根本用不着领导去现场监工。挥汗如雨奋战在坯场上的人们为完成定额，他们往往还需加班加点，中午也顾不上休息，吃完饭就接着干，晚上等把备土、洇泥等准备工作做好了，天也就黑了。开始一天不说块，连块也很难完成，后来熟练了甭说是块，铆足劲块也不在话下。这就是当年的兵团战士，不可小觑的知青们。

当年9连的坯场虽各自为阵，但多选在边渠一带，为的是取水和挖土方便，离连队也近。那时脱坯的任务基本上是由1排的男生来承担，象王增军、周建中、刘继雷等都是脱坯高手、能手。每逢脱坯时节，只要人们路过边渠就能见到坯场上的战友挥汗如雨、弯腰扣坯的场景，那是一道令人过目难忘的风景线。

四、挖渠疏河非等闲

对于河套三大累的挖渠，但凡在河套地区待过的人都有体会和经历。俗语说：“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天下黄河富河套，富了前套富后套”。河套地区总面积约为平方公里，纵贯宁夏、内蒙古两个自治区。宁夏部分俗称西套，内蒙古部分俗称东套，东套又分前套和后套，统称河套。为什么自古以来黄河泛滥成灾，唯有河套地区受益？因为河套地区土壤肥沃。为什么河套地区土地肥沃？就是得益于它的灌溉系统发达，具有完整配套的水利工程。

河套地区历来重视水利工程，为使水利建设可持续发展，当地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享用水利者，都有义务按照土地受益面积，由巴盟统一调配，每年出人力物力修整某段水利工程，这就是水勤工。“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起，河套平原屯垦劳动大军中也有了兵团战士水勤工的身影，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参与，给水勤工大军中增加了不可忽视的有生力量，在这过程中，他们也真正体验到了被当地人称之为‘大累’之一的挖渠的艰辛。”

挖渠这种苦活累活，就连女生也难逃其脱，必须参加。各连每年都要抽人去当水勤工。就拿9连来说，年4月，4个大田排（两个男排两个女排）都到当地农村马双寨去挖渠，吃住在农家，“五一”前一天才回到连队。年9月，又由李占荣副连长带队领一个班到乌拉特前旗去挖渠（全团6个连共6个班参加）。年5月，女排在家锄麦，男排又外出到五原县的新村去挖渠，等等。兵团时，虽然自己没出过水勤工，可在连里也没少挖过毛渠、沟渠和边渠。

当然了，要说挖渠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参与人员最多、场面最壮观，当属75年冬季（年末至年初）的疏通总排干工程。那场战役对于兵团人来说可谓刻骨铭心。

那年冬天，为了解决河套地区土地盐碱化日益严重、有灌无排的问题，巴彦淖尔盟（今巴彦淖尔市）盟委和公署决定利用冬闲时间扩建疏通总排干。总排干是河套灌区排水系统的骨干工程。它自西向东沿狼山山前冲积扇与黄河冲击平原的交接洼地即乌加河古道，经过杭锦后旗、乌拉特后旗、临河区、五原县、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前旗6个旗县区，进入乌梁素海；向南跨过包兰铁路，至三湖河口入黄河；全长公里，控制灌区排水面积.56万亩，控制山洪面积1.3万平方公里。

为了确保工程的顺利进行，年10月25日盟里在作出关于疏通总排干和十大排干决定的同时，确任第一书记李贵为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各旗县也分别成立了指挥部。从当年的11月初开始，全盟动员了10几万人参与。在绵延多公里的工地上，出现了“党政军民齐动员、男女老少齐参战、全民大战总排干”的动人场面。

当时15团是倾巢出动去参战，一切为大会战让路，战役期间一律不批假，冻结了所有的病困退和调动手续，就连团部学校的学生也不放过，让老师带着学生去挖渠工地实践。那时在15团境内20余里的河堤两岸都布满了干活的人（有1万多），外团的和附近农村的干脆就在河两岸安营扎寨，一时间，15团的工地上人头攒动，红旗招展，热火朝天。

时值隆冬，天寒地冻，人们得用炸药炸开冻土层，先清理冻块。冻土层被炸起来象天女散花般滿天飞，往下落的冻土块有时还会砸伤人。据王贵生说，有在放炮当口去露天解手的男知青被飞溅的冻土块落地反弹伤着“小丁丁”的，还有女知青上厕所没来得及出来，“炮响了腿断了”的。但这丝毫未影响人们清理冻土块的热情与干劲：大的冻块用钢钎砸碎，再用柳筐担，或用8号铁丝去抬，或是用双手抱走。车拉肩挑，怎么快怎么来。

清完冻块，再清河床的淤泥，带水的泥两大锹就能装滿一筐。穿的胶鞋和棉鞋在泥水里踩，沾上的泥土冻住了就用棍棒敲敲。冬天里，干活的人们满头冒汗，汗水湿透的衣服穿着硬梆梆的，似为铁甲。中午饭都在工地上吃，等炊事班把饭菜送到工地，也凉了，可又累又饿的战士们顾不了那么多，西北风就馒头，吃完也顾不上休息接着抡大锤，也不管会不会得阑尾炎。据说连李贵爱人看了兵团人干活都心疼地说：这哪是人干的活呀！怎么能让这些孩子们干这种活呀！

全巴盟原定的10万人队伍，最后形成了15万大军。原定大干天的工程，总共才用75天。总排干竣工后，李贵书记说：“不容易呀，这是巴彦淖尔人民的排干精神、扁担精神！”

那年疏通总排干不仅创立了“总排干精神”，关键是总排干疏通后对盐碱地的改造起了很大作用。它每年可向全国第八大淡水湖之一的乌梁素海排水4亿立方米左右。有人做过统计，改革开放40年来，通过总排干排水近亿立方米，排盐万吨。引黄灌溉面积由解放前的万亩发展到目前的多万亩。这其中就有我们内蒙兵团战士的一份功劳。

年9月，李贵因疏通总排干有功，调任中央统战部任常务副部长（至年5月）。据传后来返城回京的知青有人见到李贵，说起曾参加过疏通总排干的挖渠时，被李贵视为老乡和战友。足见那次疏河战役在世人心目中的份量。

五、全民学唱样板戏

从某种角度上说，兵团是个大熔炉，让知青经受了各个方面的磨炼，这话不无道理。在农活方面，除正常的春播、夏锄、秋收、冬储外，象割麦、脱坯、挖渠这几大累我们领教过；象盖房、拉砖、修路、赶车我们尝试过；平地、积肥、打场、浇地自不必说，连跑水堵决口、深秋捞糜子这些突发性的活儿我们也奋勇过；还有象拉练、出操、巡夜、站岗，哪样没经历过？

年前后，全国上下兴起了学唱样板戏的运动。说它是运动而不是活动，是说它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带有行政的意味。上行下效，就连我们这种地处边陲的小连队也紧跟其后。学唱样板戏并不像“一打三反”、“整党”那样，也不像麦收、挖渠那样事先开大会、作动员、有部署，而是群众自发自愿一窝蜂地在那儿搞，领导倒是挺支持，提供方便，安排汇演。

一时间各师团、各连队乃至各班都兴起了学唱的热潮。当时对学唱样板戏运动为何那么迅速得以普及推广的深层原因不甚明了，但不管怎么说，学唱样板戏一经提出，就被大家积极响应、热情似火地开展起来，除去政治因素，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是大家苦于文化生活单调乏味之久矣！大有用演样板戏来排遣精神生活空虚之意味。试想，积极排练节目既受上级表扬，又能增强男女生之间的交流与慕求，还充实了业余生活，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我们2排5班是与3排12班结为对子而进行排练的。当时班与班的结合是自愿选取，没人指定。一般是一个男班与一个女班合在一起排一场戏或一部戏，为何选12班？大概是因为角色搭配的需要吧，因为我们班马长庆擅唱杨子荣，12班张素兰爱唱小常宝。主要角色有了也就能搭戏了。反正两个班一旦结合，就热情高涨、情绪饱满地排练起来了。

那时没有导演和艺术指导，就是大家在一起集体讨论，集体说戏。也没有剧本、没有唱词、没有剧照，无任何可供借鉴的资料，全凭从广播里和电唱机的唱片里听来的唱腔、唱词，然后跟着唱、跟着学。好在那时8个样板戏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有限的媒体反复播放，弄得你不听也得听，不唱也得唱，耳濡目染，大家也就学会了，尤其是象《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这几出戏大家都耳熟能详，主要唱段不仅会唱，唱词也会背。这便是全民百姓排演样板戏的基础。

排练一般都在晚上进行，因为白天要“抓革命、促生产”。说来也怪，那段时间尽管白天干活，晩上排练却也不觉得累、不感到苦，浑身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兴奋，排练期间竟没有一个请假的。收工回来吃过饭我们就去12班集中，人们格外地自觉和准时，根本用不着象催着出工那样吆喝招呼，省去了许多思想工作。

记得头一次排练会就是确定剧目，分配角色。散会后各自去背台词和唱段。我们选排的是《智取威虎山》的其中一场。马长庆饰演杨子荣，张素兰饰演小常宝，曹定年演常宝她爹常猎户，我演少剑波，闫学良演李勇奇。我演少剑波（）纯属塔儿哄（北京俚语，瞎起哄）。我从小对音乐就不感兴趣，音乐一直是我的软肋。我演少剑波，一是作为班长需要带头，二是大家非让演推脱不掉，三是的戏份少，压力小。加上自己那会儿年轻，不知天高地厚，就这样破天荒地做了回演员，赶鸭子上架了。

等各自把台词唱腔都准备得差不多了，我们两个班便集中在一起开始合排。所谓合排也不过是那几个角色当着大家的面串演一遍，其他人则边看边提意见，觉得不合适就当场修改。这样一遍一遍地排，一遍一遍地练，一遍一遍地改，直到大家认为满意为止。往往是排练之前我和张茹兰班长在12班的东山墙下先碰头，交换意见、统一思想。那是冬天，我俩都穿着兵团发的棉袄、棉裤，戴着棉帽，面对面地站在山墙下，黑灯瞎火，彼此都看不清对方的脸面，也无需看对方的脸，只顾低着头交流排练的事。等两个班集中在一起时，经常是由她去说事和组织实施。

全连汇演的日子终于到了，就在连队的大礼堂。一进大礼堂，左手边有个大舞台，舞台高出地面1米多，台下能坐4、人。平时礼堂既是开会点名的会场，又是就餐吃饭的餐厅，作为汇演的戏台只是偶尔为之。舞台上没有布景，没有灯光，没有道具，只是一个宽敞空荡的大平台。

汇演是在那年的春节期间举行的。大家为追求演出效果都使出了浑身解数，想出了各种办法：没有道具我们就撕开床单作为披风斗篷；没有化妆品我们就用燃烧过的火柴棍给小常宝画眉毛；没有服装我们就穿兵团服上场。尽管大家排练了无数遍，也做好充分的准备，但毕竟是平生第一次上台表演，当着几百双盯着的眼睛，难免有些紧张，出点状况在所难免。就拿我自己来说，动作拘谨刻板不说，还穿了双棉鞋上台，鞋带什么时候开了也不知道，幸亏只开了一处，要是两处都开了踩着鞋带摔个跤可就热闹了。

据演小常宝的张素兰说，因为是头一次化妆，而且是用烧着后的火柴棍化妆，没经验的化妆人竟把她的眉毛往下垂，向下耷拉着，把“一”字眉画成了“八”字眉，把个笑妆画成了哭妆。还有，在唱“八年前风雪夜……”那段时，因起调太高，唱到最后“恨不能生翅膀，持猎枪，飞上山岗，杀尽豺狼”那句时声调怎么也上不去，任凭李玉柱的伴奏京胡叫板也没法接，干脆就不往下唱了。别班的演唱也是窘态百出，有的是唱着唱着把词忘了，有的是帽子掉了又弯腰去捡，更有被背胯摔疼后“唉呀”乱叫的，等等，不一而足，不时引起台下哄堂大笑。一场正剧演成了喜剧、闹剧，与样板戏倡导者的初衷相去甚远。

当然，汇演的整体效果还算不错。特别是8班与13班的《沙家浜》事后还代表军方去到9连西北方的沙各坝村给贫下中农演出。起码通过拍戏演戏，它消除了人们的紧张情绪，活跃了连队的文化生活，增进了人们的交流与团结，促成了人生一次难忘的体验，这倒是真的。

除了排戏演戏，连里为活跃文化生活，还专门组成了宣传队，自编自排自导一些小节目等，为配合宣传队演出，连里要求各班排也要凑节目，记得当时我们排实在想不出什么好节目，我和张连仁等人就编排了一个以提倡节约、反对浪费为内容的“三句半”去上台表演。不管效果如何，我们的“三句半”还挺押韵，配上锣、鼓、镲还挺逗乐的。

图3：作者（左）与战友韩文忠在9连边渠留影

六、屯垦戍边练为战

据说组建兵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战备的需要，尤其是地处北疆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作如是观。当年随处可见的标语口号就是“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屯垦戍边，寓兵于农”。

刚到15团，领导介绍说7连是个战备连，觉得到时会给配备武器装备，能分到7连还挺高兴的；而实际上我到7连后连枪也没摸过，就连“哄你玩”的实弹演习也因错过机会没赶上。倒是不论在7连还是后来调到9连，战备这根弦一直让人紧绷着，各连为战备而搞的拉练，即紧急集合确也没少折腾人。那会儿的形势也确实够紧张的。

年11月间，连队发生了蹊跷之事，说是为了预防所谓的地震，都把人员轰到空旷的场院去住，在用麦花秸搭建的“防震棚”里过夜。不仅当时，就是事后，连队的领导（就连团领导）也没弄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现在反回头来看，实际上是因9.13事件这场政治地震，不得不采取的一个应急举措。

为防所谓的地震，就连白天的团课都不在大礼堂里上而被搬到外面的大操场去上。这事之所以给人印象深刻，因为那堂特殊的团课是由我主讲的。所谓特殊，不是它的内容有多特殊，而是它的形式特殊、课堂特殊。空旷的操场就是一座课堂，在我面前只摆放一张小课桌，我就拿一个小本，写一提纲，便开讲。因为沒时间备课，也没条件备课。

按照提纲，无非是讲讲共青团的性质、入团目的、入团要求等。其实我入团时间也不长，只是与大家交流交流我的体会和我的观点而已。也讲不出什么高深理论，更没有什么多高多好的修养，只不过所讲内容比较现实和接地气。那天前来听团课的人还不少，可能是因为听惯了连领导的训话，换个人来讲课，听众前来换个口味。也可能因为那时要求入团的人不少，入团的却不多（9连年1月5日才发展第一批4名团员），为了早日入团而来听课（怀揣这种心理的不在少数）。

团课要求除了党员都得参加（当年知青入党者凤毛鳞角。9连年9月4日才发展首批1名知青党员，最终也才发展党员12名）。也就是说那次团课除连首长和复员老兵没参加外，剩下的人基本都得拿着马扎坐在操场上听。没有自愿参加一说，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这也算是政治学习、政治教育的需要与安排。至于团课效果如何，有多少人听进去了，那就不得而知了。

为加强战备，当时9连的每个人还在羊号西南角掏了一个“猫儿洞”，以备应急之藏；连里还经常搞紧急集合、半夜拉练等。拉练纯属瞎折腾人玩，本来白天干活人已累了个贼死，半夜又把你从热被窝里扽出来，穿上衣服打上背包，漫无目标地跑上十几里地甚至更远，然后返回来接着睡觉，把个大活人当作一部机器，让起就起，让跑就跑，叫睡就睡。也就是那会儿没心没肺，傻吃闷睡，要照现在，甭说夜里跑一圈回来接着睡，就是吃了安眠药你也难以入睡。至于拉练时有人穿反了裤子，跑散了背包，跑丢了鞋子，状况百出，让人哭笑不得的事，不在少数。纯属闹剧。

七、袍泽之谊手足情

“内蒙的羊肉巴盟的瓜，河套的蜜瓜人人夸”。是说内蒙的羊肉好，河套的蜜瓜甜。当年的河套蜜瓜叫“华莱士”，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印象。之所以叫华莱士瓜，据说是由当年美农业部长华莱士引入中国的。

因巴盟地区的土壤含钾、含盐碱，对蜜瓜发育有利，所以华莱士瓜含糖量高、品质佳。它外形美观，色泽金黄，瓜肉细软、甜蜜、味美、多汁，享有“天下第一瓜”之美称；由于它集香蕉、苹果、鸭梨、蜜桃、玫瑰味于一体，所以一瓜在屋，满室飘香。河套地区几乎村村有瓜田，家家有瓜地，每年7、8月间，千里河套到处弥漫着西瓜、香瓜和蜜瓜的香气，沁人心脾。因为它特别甜而香，一不留神就会多吃，而吃多了的后果就是第二天嘴角生疮上火，让人一眼就能辨出“瓜痴”。

当年我们可没少吃华莱士瓜，这还得感谢连长王存表。王连长有个特点，就是对吃比较讲究。他的口头禅是：“有肉总比没肉强，生瓜总比凉水强”。所以他注重抓连队食堂和瓜地。他要求食堂粗粮细作，让人们吃饱吃好。他任职期间在连队最好的地片中辟出一大片地来用于种瓜（好像在“十八农”），西瓜、华莱士各半，香瓜穿插其中。

当时9连的甜瓜在15团是比较出名的，而且不知出于何种考虑，9连几任瓜棚棚主都从我们2排抽人担任。头一年是韓文忠和王长圈，第二年换成刘启健和韩文忠，再后是纪颖博和李振业。韓文忠中等身材，不胖不瘦。让他负责瓜地，恐怕是因为他能自律，负责任，能吃苦，会经营。因为瓜地远离连队，一切自理，全凭自觉。瓜地配备2人，互相做伴，自己起伙。

一般是棚主从食堂领出10天半月的粮、油、菜（后期自己也种点黄瓜、西红柿等蔬菜），放在瓜棚，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做。干活也是什么时候干，什么时候收工，全由自己定。但是活你得安排好，所谓“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时令不饶人，该下种时得下种，该间秧时间秧，该松土时松土，该锄草时锄草，起居、吃喝、干活虽无人监管，但时令在管你，地里的活在催你。平日的活满够哥俩个忙乎的，每遇压蔓（Wan）儿、坐果儿、掐尖儿忙不过来时，连里就让菜班或是4排的人去帮忙。

由于棚主们都是2排的兵，所以我们当班排长的有时就去瓜地看看他们，看看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帮助等。要是赶上饭点就在瓜地吃个饭，这时哥俩会用烙饼来款待我们，因为烙饼既省事又实惠，烙饼时可以多放点油，使饼香酥焦黄，算是改善伙食。有时我们也会用从老乡那儿换来的肉或是鸡蛋到瓜地去做，与韓文忠等一起分享。有一回我们就拿去了肉，准备在瓜地包顿饺子吃，等饺子包好了，趁烧水的功夫，便去地里摘个瓜，可等人们抱个瓜回来时，准备下锅的饺子却全被狗给吃了，闹得我们哭笑不得。

后来韓文忠调到团部大库去当管理员，瓜地便交由王长圏、刘启健负责。王长圈，外号“圈儿”，身材魁梧，微胖，是个爱琢磨爱思考的人。对于种瓜，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间苗，什么时候施肥，他想得挺周全，也做得挺到位。松土时需要蹲在地里干，他拿着小锄头，戴个草帽，活象个老农。刘启健则为人和气，人缘极好，招致了不少人前来瓜地看望。

纪颖博去瓜地是自我请缨的。纪颖博个头高，身子壮，记性好且聪明机警，热情爽快又擅交朋友。他去瓜地时也养了一条狗，既与之作伴，又帮着看瓜。每逢有人接近瓜地，狗就“汪汪”地叫，就跟周幽王的烽火台一样，起到通风报信的作用。要是熟人，老远就打开招呼了：“小纪，快把狗拴好了！”听到说话声，小纪便对爱犬说一声“别叫了”，就势把狗拴住，然后就去迎接来人。要是遇到生人，小纪便问“谁？”，随后用他机灵的方式去处理。

小纪当瓜地棚主时，我和韓文忠以及赵旭东都调到团部工作去了，但还经常来九连光顾，就象回娘家一样，尤其是象小纪等人我们在7连时就在一个班，到9连又在一个班排，整日里吃住干活耳鬓厮磨在一起，还抽空去乌加河里用雷管炸鱼，用垦服跟老乡换白面和猪肉，同甘共苦，情同手足。这层“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关系，即便到了团部，小纪的瓜地我们也是照去不嫌远。

那是一个瓜熟蒂未落的夏天，吃过晚饭和赵旭东，韓文忠好象还有王占华几个由9连调到团部的哥们，从团部出发步颠儿（走路）来找小纪，一路走一路聊，本来是晚饭后，加上行走10多里地，等到了瓜地就将近9点了。在瓜地又是吃又是说又是乐，最后又摘了一麻袋瓜带回去，那是赵旭东在警通班当班长，团领导听说9连的瓜好，赵旭东便答应给团领导弄点来尝尝，这也是我们来9连瓜地的目的。只不过事先没跟连领导打招呼，因为我们觉得没必要跟连里说（要是瓜棚棚主不是小纪那当然就得通过连里了）。

本来我们是说给团领导带几个尝尝鲜就行了，小纪却让我们装了一麻袋，而且还找来了一辆排子车，让我们用小车推走，省得提。等装好了车往回返时，连队人们早已熄灯睡觉了，只见营区内一片漆黑，特别安静。我们也不便出声，只管推车走路，头也不抬，好在路熟，哪是坑哪是洼烂熟于心。走过边渠小桥，正想坐下歇一会儿，可做梦也沒想到迎面走来一个人，而且问我们“干什么呢？”突然的情况、突然的问话吓了我们一跳，本能地回答一句：“没干什么”，只管继续往前走。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心想碰见谁可别碰到连长。尽管我们是为团领导摘瓜，说给连长也没什么，但毕竟是事先没跟连里打招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世界上的事情就那么巧。虽然天黑看不清脸面，但看人影，听声音，迎面走来的正是王连长。他打场院那边往连里走，我们从连里往场院那边走，碰了个正着。要不是天黑，连长看见我们拉瓜，肯定会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通臭卷（臭骂），甚至还会引出更多的尴尬。

但是事情就这么滑稽和侥幸，没想到连长问完话后并没走近我们，也没等我们回答，更没接着问第二句，而是问完跟没问似的，只顾大步从我们身边走过去。看着他走过的身影，哥几个深深舒了一口气，虚惊中的我们也顾不上休息，赶紧逃离。只见离连长越来越远，离连队越来越远，这才踏心……至今仍让我们纳闷的是，那天晚上也不知王连长是怎么回事，是他故意给我们留面子不戳穿我们，来个网开一面？还是他早已知道我们是为团领导摘瓜，而不去管我们？还是他那天自身就有什么事怕碰见人？总之，与平时连长的作派完全不一样，令人费解。

那天晚上我们是几点到的家不记得了，只记得到宿舍后，好哥们赵旭东和王占华卸下瓜，又将空车送回9连，等他们再从9连返回团部警通班时，天都快亮了。这叫什么事？为嘴伤身呀！

在一般人眼里，2排人不太好管，因为淘气、调皮的多。对于这些人硬来不行，容易闹僵；简单粗暴不行，往往抵触。必须以柔克刚，交心为上，所以历任班排长从实际出发，以人为本，与人为善，和战士交友交心，大有“伤人乎？不问马”的意味，正因如此，彼此关系才趋于缓和与融洽。比如闫XX，外号“大嘴”，人称“小顽闹”，好打架斗殴，身边围有一帮小兄弟。我当班长时尽量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他爱虚荣，我就在大伙面前给他留面子，私下里再批评他，令他心悦诚服。把他的毛捋顺了，其他的小兄弟也就稳住了。搞定了他，他不仅服管，还知恩图报，为你卖命。

后来我当副排长，因为一件事他为我出气去与别人打架，还因此受到连里的批评，挺让人感动的。我和闫XX自然成了要好的朋友和哥们。排长周希华、白玉山一向视战士为弟兄，班长们也都效仿，就象赵旭东与王XX、刘光照与杨XX一样，彼此都能像哥们一样相处，直到返城以后相互还保持着这种关系，实属难得。

管理这些人不仅要看其长处，以表扬为主，同时在他遇有困难问题时还得替他排除和解决，这样他才信服你，感激你。所谓急他人所急，想他人所想不是一句空话。不怕人笑话，此处爆个小料。那会儿连里出早操，我们2排总是最后一个出来，最后一个收兵，为什么？因为中途有情况：在从连里跑步到场院往回折返时，我们专等别的排先过去，单独剩下我们2排时，就立马解散队伍，让大家原地解小手，憋着尿跑步实在让人难受。小便之后顿觉轻爽，还省去了回宿舍后再上厕所的时间。

尽管出早操连里还要搞评比，看哪个排动作快，用时短，队伍齐，出勤好，我们2排对此却不去理会，倒不是吃不着葡萄嫌葡萄酸，而是不愿拿弟兄们的身体作为砝码与别的排去比、去争。这种做法当然与关心体贴战士似乎扯不上，但起码是尽量不与战士对立冲突。对于所谓有缺点的战士，2排的领导总是能帮则帮，能拉则拉，不抛弃不放弃，实在不听劝诫，那也是尽到当大哥的责任。比如杨XX，他是知青中年龄最小的，到兵团时才15岁，个子也矮小，正处在发育期和叛逆期。他生长在革干家庭，父母因关牛棚而不得不下到兵团，优越的家庭条件和超负荷的劳动強度，他当然受不了，出现这样那样毛病在所难免。

我在7连时就与他一个班，到9连后又当过他的班长和副排长，所以尽量维护他，帮助他，像对待小弟一样待他。后期的兵团管理松散，加上他人小自律能力弱，没能把控自己，以致犯了错被送到萨拉齐去劳教。那时我已调到团部学校去教书，那天，在学校和家属院的十字路口正好碰见由人押送他上车去萨拉齐，见到我他直后悔地说：舒顺，当初真该听你的。我只能说：在里边好好表现，接受教训吧，争取早点回来。这样的情境下相见让我感到特别尴尬和愧疚。一个15岁的孩子少不更事，远离父母，远离大城市，来边疆接受教育和改造，结果兵团这个大熔炉没能让他“大有作为”，而是让他走了弯路甚至岔路，让人说什么好。

年初，我这个2排副排长和3排副排长张立华一起从9连调到团部学校去当老师（张立华却因团宣传队急需饰演阿庆嫂的演员而被马副团长一眼看中，从而被截胡到宣传队）。从此我便开启了另一种温文尔雅、书声琅琅的生活，但我还是挺留恋大田排那种金戈铁马、战天斗地的生活的，所以每当说起兵团，令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干大田那段抒情写意的日子，想起那里的人和那里的事，尤其是那帮患难之友、莫逆之交，尽管后来我在学校的日子远比在大田排的时间要长。

舒顺林在兵团和现在时的照片

作者：舒顺林，年5月到内蒙古兵团，先后在15团7连、9连和团部学校工作。年到内蒙古农管总局编辑室工作。年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系，年毕业留校任教。年调到北京，现居北京。

来源：兵团战友